裘锡圭先生（1935—2025）

裘锡圭先生厌世那天，我正坐在去北京的高铁上。

惊闻先生魂归故里，暗潮涌动，遂在手机上运转写悼文。车到北京南站，已完成初稿1500余字。急忙下车之际，却忘了保存，待到旅店安顿下来，掀开手机，一字无存，徒唤奈何。

“文汇·笔会”剪辑再三叮嘱我重写，拖于当天，才动手补写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体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东谈主叶子铭先生，去担任布告之职时，照旧一个四十岁的“年青东谈主”，那些大精深降生在三十年代的“老先生”们，却个个都是学界仰慕的公共了。如今，他们中间很多东谈主一个一个离世了，勾起我无穷的感伤，他们的辞吐行径，宛若昨日的星辰，像电影蒙太奇镜头那样，醒目在我的目下……

我非“史官”，不可像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那样记载下诸君先生的辞吐、行状，却以为，若不可像“记室”“录事”那样的词讼公差，将鲜嫩的在场场景，复兴出来，将其保存在生动的“别史”与“外史”中，是对历史与东谈主物的一种流弊。

中文体科在中国文科门类中是一个大组，它涵盖了文体和语言两大分支，上个世纪90年代，评议构成员有15名之多，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就占了五分之一，共有三位先生：严家炎、裘锡圭和袁行霈。

当时，裘先生也即是近60岁的年龄，但已是语言笔墨学界的泰斗了。

裘先生来了，他身着灰色的中山装（巧合也换成深蓝色的，但仍然是中山装），戴着一副发黄的深度眼镜，色彩略显疲倦。翻阅贵府时，他将眼镜朝上一推，顶着前额，眼睛凑近纸张阅读，很有点勤快的嗅觉。开会时，他时而危坐在椅子上，翻阅文献，目不转视；时而背靠在椅子上，闭目养神，看似小寐，但一俟听到敏锐的话题，就赶紧睁开眼睛，腰杆挺直，述说我方的看法。

裘先生一启齿，我就判断出他是江南吴语地区东谈主，居然，他的祖籍是宁波，但从小长在上海。我当时臆想，他的特性应该是温婉似水的，但裘先生在两次学科组会议上的发言，让我彻透顶底相识了吴东谈主金戈铁马、杀伐决断的个性。

那一年，中文体科迎来了大幅度增列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元的评审，竞争绝顶强烈。学位办的一位副主任镇守中文体科，开云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理论传达了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的指示：江南某大学属于寰宇大并校的试点单元，工科苍劲，中文体科却较弱，但须优先辩论多增多二级学科博士点。这时，两个上海东谈主站出来谈话了，一个是北大的裘先生，另一个是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：哪有这种径直下达大喊的呢？哪有女儿还莫得降生，就先分房的兴味？他俩一唱一和，延绵不绝。临了投票，确凿是全票的恶果否决了阿谁指示。这么的事件，在中国粹科评议组是高高在上的一次吧，在中文体科里也只可发生一次吧。

那技巧，学科召集东谈主有三，鉴识是叶子铭、郭豫适和钱中文先生，裘先生虽不是学科召集东谈主，闲居话并未几，但是，一说出口，便能提纲契领，且大公至正法不阿贵，振聋发聩。

那年，学位办第一次在外地开会，选拔的是河南郑州的黄河饭馆。

又是在一次晋级二级学科博士点的会议上，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文艺学对决一个限额，进程五轮预投票，仍然决不出谁上谁下。于是，公共让我去处学位办文科组隆重东谈主讨教，能不可再加一个限额。所幸的是，文科组隆重东谈主听了我有点文体夸张修辞手法的讲述后，立马就允诺给中文体科再添加一个限额。

我欢天喜地回到会议室，叙述了这一好音尘，开运(中国)官方app公共都长长地舒了邻接，以为总算是皆大鼓舞的大团圆结局了。

正欲再次投票，裘先生启齿了：这个争来的限额，不可给文体，咱们这个学科的全称是“中国语言文体学科”，语言在前，文体在后，语言学起码是半壁山河吧？但为什么每一次评审，都是文体的限额远远多于语言学呢？我建议，北京大学暂时不上，这个争来的限额让给语言学，我建议，让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邢福义先生的点先上。

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，会场堕入了无语的千里默之中。

谁也莫得猜想，一个勇于抵赖上司指示的东谈主，也勇于破学术圈子里的章程，直陈我方的不雅点。

当作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熏陶，裘先生八成当着我方共事的面，说出这种“不利于”北大中文系学科发展的话，实在令东谈主钦佩。而闲适为语言学出面，大公至正法不阿贵地说出我方的办法和动议，岂论在阿谁时间照旧今天，都是苛刻的，一般东谈主不会那样去作念。

天然，临了的结局照旧圆满的，阿谁学科组隆重文科的L君，甚为义气，听了讲述后，松懈作出了再添限额的决定。

裘先生的这一豪举，深深地颠簸了我，同期，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。

梗概是2011年9月，我参预了第一届“念念勉原创奖”（此奖仍是是熏陶部文史哲著述的最高奖项）的终评，中文体科评委有王水照、严绍璗、郭延礼、曹顺庆、韩经太和我。

那次评审绝顶强烈，华东师范大学大会议室里，除了中间一圈二十多个评委外，外圈坐满了几十名记者和不雅众，处所颇为壮不雅。第一轮放映的是推选各人委员会的学界诸君巨擘的推选看法，有些评委的措辞畸形强烈，激发了不雅众一阵阵咋舌。

轮到终评委发言，咱们力挺裘锡圭先生、章培恒先生和项楚先生，以及尚年青的陈炎获奖。会上，某大学的一位评委以为咱们中文提名太多，应该鸿沟。我马上反驳他：你太褊狭了，咱们当先提名的是形而上学学科的著述——独一入围两本书的李泽厚先生的《好意思的历程》和《中国近代念念想史论》，但是，却被形而上学学科抵赖了……这些敏锐的言辞在不测志中爆出，仿佛裘锡圭先生就站在我的死后。

强烈争辩之后进行投票，恶果出来，公共幽闲。名循序一的是田余庆先生的《东晋门阀政事》，规矩下来是项楚先生的《王梵志诗校注》，裘锡圭先生的《笔墨学摘录》和杨国荣先生的《商量》。得回提名奖的是章培恒先生与骆玉明先生合著的《中国文体史新著》。中文体科上了两个正榜，文体和语言学各一个，算是对裘先生的一个历史嘱咐——中国语言文体学科是一个合座，两翼王人飞，致远同业。

裘先生厌世的那天，我在网上留言，他的灭尽是中国语言学的弘大赔本，有同业各人矫正，裘先生是笔墨学各人，殊不知，我说他是语言学公共，深意就在于——他历久站在中国语言文体学科的大局上辩论问题，而非只站在我方的专科态度来念念忖问题，这是先生的大气之处。

但让我耿耿在怀的照旧对李泽厚的不公，尽管两年后的第二届“念念勉奖”的头名给了李泽厚的《形而上学概要》，仅仅这迟放的鲜花，却并不是我心中渴望的那朵。

2005年，裘先生离开北大，回来闾里，又在复旦大学熏陶了20年，其间好学不厌埋头知识的精神，仍然可敬可佩。有一年，他来南京大学讲学，在餐桌上，我看他精神阻塞，面庞与往昔几无变化，仅仅那副泛黄的眼镜，改成了深棕色的玳瑁眼镜。我便向前一步，豪敬了他一壶。

我不知谈裘先生是属于“京派”学者呢，照旧“海派”学者？这些并不蹙迫，蹙迫的是他那生动无邪的质直个性，让东谈主铭记在心。

2024年5月，清华大学黄德宽熏陶在养老公寓拜访裘先生（左）。裘先生是国度“古笔墨与中中雅致传𠄘发展工程”学术参谋人，黄熏陶向他先容工程认知情况。

旧事如烟，裘先生的面影却频频在我目下知道。

昨日凌晨，与我敬仰的一位大先生微信聊天，他说我的“特性质直”，我知谈，他用的是中性词，驳倒都在其中，我却以为这是对我的最高褒奖了，天然我离裘先生的质直还相距甚远。

2026年4月15日

草于南大和园桂山下开运(中国)官方app